張軍:用“可競爭的市場”解決價宿霧格壟斷
  下一步壟斷借錢行業的價格該向何處去?
  不同的專家給出了不同的回答。一般認為,仍需要採取政府定價的方式,避免壟斷行業暴利。不過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,卻給房屋二胎出了另外一個看法。
  他認為,壟斷行業也可以實施競爭。比如像燃氣,管道可以是政府建設,但是運營卻msata可以找不同的公司來做。以此類推,像鐵路也可以由不同的運營公司來競爭,進而推動運營價格改革。
  “大家在關心的,大多數指的是上游產業。情趣用品”談及價格管制尚未完全放開,張軍認為,“像交通運輸業、能源、資源的價格,部分還未完全地市場化,但不是沒辦法解決壟斷價格問題。”
  “我認為在技術層面上可以設計一個理順價格的方案,難度與風險都不大,問題是什麼時候能提到中央政府的議事日程上,把它列為日後改革要推進的內容。”他在近期接受《21世紀經濟報道》(下稱《21世紀》)專訪時如是說。
  設計方案,理順價格
  《21世紀》:1984年9月在浙江莫乾山會議提出的價格雙軌制,此後實行了幾十年,似乎仍有大量的領域存在,各方面對這個雙軌制爭議很大,你怎麼看?
  張軍:在以前的計劃經濟時代里,價格都是扭曲的,不真實,也不反映市場供求,所以那時候就面臨價格管制這個問題。到了80年代,頭等重要的事情就是價格改革了,但是如果一夜之間放開價格管制,就會使價格出現井噴式的增長,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,因此當時只能採取限定的辦法。這就有了莫乾山會議上討論得出的價格雙軌制。
  價格雙軌制在當時還是有它的合理性的,老百姓和企業可以從計劃內買到低價的商品和物資,但是長期實行也不行。尤其是在計劃體制內的那些官員,因為這裡邊有差價,就有人會用它來套利,比如鋼材是定量的,我批到十噸,再從計劃內賣到計劃外,這叫串軌,就會出現倒賣,會引發很多不公現象,例如腐敗,尋租等等。
  《21世紀》:當時逐步放開的價格改革領域,迄今為止還有哪些沒完成,下一步應該怎麼改?
  張軍:其實我們的價格改革過程並不是價格逐漸放開的,而是在經歷了雙軌過渡之後,計劃價和市場價之間的差價大大縮小了,然後就突然放開。這跟那時的宏觀經濟環境的改變有關。1990年以後,經濟蕭條,需求減弱,市場規律已經不起作用了,於是政府選擇在那個時候放開價格。即使如此,有些價格還是沒辦法很好地解決,因為那時候主要講的是消費品跟普通的生產資料,而煤炭,電力等這些上游產業的價格,那時候採取的是暫時不動(因為太複雜),所以這就成了一個歷史遺留問題。
  今天大多數屬於市場定價,大家還在關心有些價格還未完全的市場化,指的就是上游產業,包括交通運輸業、能源、資源的價格,當時這些價格不在整個價格改革方案的範圍里。一來,這些產業的關註度在當時遠遠低於消費品產業;二來,由於政府定的價格低,能源、資源的生產企業都是國有企業,虧損也沒有關係。但是如果把這些上游產業的價格放開,會推波助瀾,下游的價格會上漲太快。所以當時就不能解決這個問題,這個事情也就這樣遺留下來了。
  我認為這個問題在今天已經變成了收入分配的問題。針對這個問題,在技術層面上可以設計出一個理順價格的方案,難度和風險都不大,技術上也只是一個頂層設計的問題。那麼現在的問題就是什麼時候能提到中央政府的議事日程上,把它列為日後改革要推進的內容。
  住房、醫療、土地改革:逐漸市場化
  《21世紀》:現在的經濟房,限價房,商品房,廉租房,以及回遷房,仍是價格雙軌制和多軌制,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制度?
  張軍:我認為這其實不是價格的問題,而是體制的雙軌。
  之所以沒有並軌,是當時的特殊情況決定的。當初企業市場化之後,企業的收入高於公務員,所以國家設計了這種制度,提高公務員退休以後的待遇。而後來國有企業推向市場以後,公務員的養老、社會保障,包括住房等方面也並沒有作出很大改革。到後來,公務員的住房問題才開始市場化,但是他們的社會保障還是沒什麼大的變化,所以導致政府部門系統跟企業系統現在是按照不同的規則來運行。
  《21世紀》:住房,醫療,教育等價格居高不下,過去幾毛錢的感冒藥,現在很少了,看病打弔針大部分代替了一般感冒藥,這些目前是有的政府定價,有的市場化。但是居民仍意見很大,感覺有幾座大山,您對此怎麼看,不能完全市場化嗎?
  張軍:在我看來是供求失衡導致的。而這些領域之所以出現需求大、供給不足的現象,說到底還是跟政府的過度管制有關。例如醫療系統,它實際上是國家管制的,不向社會資本開放,也不向外資開放。所以誰拿到了牌照,誰就有了特權。實際上就是獲得了政府在這方面的排他性的保護。
  如果價格管制一放開,價格就會漲上去,但是價格也不會永久漲,先漲上去,放開了,有其他競爭者進來,供給會增加,慢慢的價格就會趨於均衡。現在改革過程中往往都會這樣。
  在醫療上面也一樣,這得有一個市場化的過程。
  《21世紀》:土地要素沒有完全市場化,包括農田用地沒有上市,商業用地跟工業用地也不太一樣。還有利率這一塊,資金也沒有完全市場化。比如我們國家現在規定,貸款利率比存款利率要高,導致商業銀行壟斷。這一塊也是因為沒有市場化導致房價、資金很高的原因。對此你怎麼看?
  張軍:土地的問題要公正地看。地方政府承擔了基本建設的開支責任,需要解決財政資金不足的問題,而土地可以幫助緩解地方政府的資金約束。土地這方面,地方政府在徵地以後,會投很多錢搞開發,把地變成熟地。地方政府拿了地以後可能會把50%的面積賣給開發商,是高價出售的,那這個錢可以補償地方政府在工業用地方面的開支。剩下的土地收入部分還可以用來補貼那些不掙錢的公益開支,比如說蓋圖書館,蓋大戲院等。
  我相信十八屆三中全會後會逐步緩解上述現象,有可能會約束政府徵地的權利。過去一級市場是徵地的,這個價格因為沒有市場定價機制而被政府壓低了。比如,過去政府控制一級市場,現在民間可以繞開一級市場,進入二級市場,農民通過成立公司直接跟開發商談判,去賣地,不經過政府,所以一級市場就直接市場化了。因為政府是通過一級市場低價拿地,政府拿了錢,農民拿到的只是補償款,現在是把這個漏洞補上。
  交通、農業:推進市場化進程,改體制,促發展
  《21世紀》:今年以來,煤炭、棉花等資源的國際價格比我們國家要低。我們完全沒有和國際並軌,從全局的角度講,我們還是一個雙軌制或者多軌制,如果說我們從國際上進口糧食,有利於資源節約。但是假如完全從國際上進,國內的收益又比較低,這個怎麼來平衡?
  張軍:資源類、能源類的行業基本是國資主導的,這些行業市場化進程比較慢,因為它們沒有競爭,生產率低,價格又高於國際水平,能進口的話就應該多利用國際市場,從長遠來看,這樣國內的行業雖然會受到衝擊,但反而是唯一可以推進改革的機會,因為如果不改革衝擊更大。
  其實,這些行業面臨的問題也是準入的問題,因為行政壟斷,國家保護他們,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,接下來的五年時間,中央政府應該接納這些問題,對這些產業推進市場化進程。
  我們現在的很多政策、改革或者說發展都忽略了農業的現代化,大家沒有把農業生產率的不斷降低當一回事,從80年代達到頂峰到現在一直在下降,農業是停滯的,一直到去年國務院才出台關於農業現代化的指導意見,但是真正地要加快現代化。農業按照勞動力來算跟製造業旗鼓相當,3成的就業,還是第一產業,但是整個農業提供的附加值,GDP只有10%不到,還有30%的勞動力,整整20個點的錯位,20個點的錯位要靠農業現代化跟城市化。
  水、電、氣價格改革:放開市場競爭
  《21世紀》:上海不光是電、還有氣、水,大部分都是一兩家企業,又有發電又有天然氣,似乎資源和能源都屬於政府的?
  張軍:這個大家有個誤區,像這種城市的公用事業,理論上說,它是自然壟斷行業,就是說我不需要一個家裡面有十個公司給我裝電話線,我只要一個公司就行,我只需要一個管道,我不需要十個公司的管道。政府一旦保護一家公司,它就壟斷了,它的生產成本只會越來越高,因為它沒有壓力,雇用人越來越多,成本負擔越來越多。
  怎麼解決?在發達國家,就嘗試並實現一種“可競爭的市場”這種理念:實際不發生競爭,但是可以競爭。比如這個城市裡只有一兩家供水的公司做管道,但是政府並不保護它,就是說政府並不設置一個進入的壁壘,別的公司也可以進來跟它競爭。只要你維持比較低的價格,你只能獲得平均利潤,別的公司就不敢進去。只要你一旦提價,別的公司馬上會進來競爭。
  《21世紀》:管網壟斷怎麼辦?
  張軍:其實重要的是上面跑的是要可競爭的才行。城市垃圾的處置,你交給一家公司,政府對它進行保護的話,它的效益就很差,但是反過來你把這個垃圾處置的經營權拍賣出去,很多公司都可以來競標,我賣給你三年五年,你做得不好,我就收回這個經營權。
  而天然氣和水管,哪怕政府來做都沒關係,關鍵的問題是經營的層面。因為管道這個東西,就像鐵路一樣,它是固定成本,你投下去的錢是不變的,但是經營的不好成本就上升,經營得越好,分攤下麵成本越多,老百姓就越實惠,所以固定成本對企業的經營是沒有影響的。
  這個改革需要政府來推動。政府本身也有動機做這個改革,不然這個成本越來越高,就需要政府不斷地補貼。現在問題是,需要有一個頂層設計的方案往下推,中國在這些領域裡面,普遍面臨這些問題。政府的過度保護,導致這些行業效益低、成本下不來。
  《21世紀》:水價電價階梯制度改革,如何既能保障老百姓利益,又能保障企業運營、促進競爭?
  張軍:調整要有個過程,關鍵要看過了這個調整期以後,競爭是否增加,成本是否在下降。
  中國聽證時老百姓總希望價格要低,但是水電的低價的確會造成浪費。價格能更好地反映它的成本,本身是無可厚非的。對於聽證會就是漲價會的說法,這個一定要理解,老百姓希望降價,一說水價要上調,老百姓會比較敏感。問題上有個承受能力,要完全一步到位比較難,但是要逐步建立這個機制。
  從學者角度來講,這個機制要讓供應商在價格上更好地反映成本,成本要更好地反映競爭。只有有了競爭,成本才會下來,成本下來了價格的問題才好解決,是正常利潤還是超額利潤。超額利潤意味著價格高一些,老百姓是不答應的。正常利潤的話,老百姓實惠最大,但是正常利潤理論上是這樣說,實際上要高一些,技術上要更新,要有積累。
  這個過程將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動態調整機制。
(編輯:SN09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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