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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張軍：用“可競爭的市場”解決價宿霧格壟斷
　　下一步壟斷借錢行業的價格該向何處去？
　　不同的專家給出了不同的回答。一般認為，仍需要採取政府定價的方式，避免壟斷行業暴利。不過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，卻給房屋二胎出了另外一個看法。
　　他認為，壟斷行業也可以實施競爭。比如像燃氣，管道可以是政府建設，但是運營卻msata可以找不同的公司來做。以此類推，像鐵路也可以由不同的運營公司來競爭，進而推動運營價格改革。
　　“大家在關心的，大多數指的是上游產業。情趣用品”談及價格管制尚未完全放開，張軍認為，“像交通運輸業、能源、資源的價格，部分還未完全地市場化，但不是沒辦法解決壟斷價格問題。”
　　“我認為在技術層面上可以設計一個理順價格的方案，難度與風險都不大，問題是什麼時候能提到中央政府的議事日程上，把它列為日後改革要推進的內容。”他在近期接受《21世紀經濟報道》(下稱《21世紀》)專訪時如是說。
　　設計方案，理順價格
　　《21世紀》：1984年9月在浙江莫乾山會議提出的價格雙軌制，此後實行了幾十年，似乎仍有大量的領域存在，各方面對這個雙軌制爭議很大，你怎麼看？
　　張軍：在以前的計劃經濟時代里，價格都是扭曲的，不真實，也不反映市場供求，所以那時候就面臨價格管制這個問題。到了80年代，頭等重要的事情就是價格改革了，但是如果一夜之間放開價格管制，就會使價格出現井噴式的增長，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，因此當時只能採取限定的辦法。這就有了莫乾山會議上討論得出的價格雙軌制。
　　價格雙軌制在當時還是有它的合理性的，老百姓和企業可以從計劃內買到低價的商品和物資，但是長期實行也不行。尤其是在計劃體制內的那些官員，因為這裡邊有差價，就有人會用它來套利，比如鋼材是定量的，我批到十噸，再從計劃內賣到計劃外，這叫串軌，就會出現倒賣，會引發很多不公現象，例如腐敗，尋租等等。
　　《21世紀》：當時逐步放開的價格改革領域，迄今為止還有哪些沒完成，下一步應該怎麼改？
　　張軍：其實我們的價格改革過程並不是價格逐漸放開的，而是在經歷了雙軌過渡之後，計劃價和市場價之間的差價大大縮小了，然後就突然放開。這跟那時的宏觀經濟環境的改變有關。1990年以後，經濟蕭條，需求減弱，市場規律已經不起作用了，於是政府選擇在那個時候放開價格。即使如此，有些價格還是沒辦法很好地解決，因為那時候主要講的是消費品跟普通的生產資料，而煤炭，電力等這些上游產業的價格，那時候採取的是暫時不動(因為太複雜)，所以這就成了一個歷史遺留問題。
　　今天大多數屬於市場定價，大家還在關心有些價格還未完全的市場化，指的就是上游產業，包括交通運輸業、能源、資源的價格，當時這些價格不在整個價格改革方案的範圍里。一來，這些產業的關註度在當時遠遠低於消費品產業；二來，由於政府定的價格低，能源、資源的生產企業都是國有企業，虧損也沒有關係。但是如果把這些上游產業的價格放開，會推波助瀾，下游的價格會上漲太快。所以當時就不能解決這個問題，這個事情也就這樣遺留下來了。
　　我認為這個問題在今天已經變成了收入分配的問題。針對這個問題，在技術層面上可以設計出一個理順價格的方案，難度和風險都不大，技術上也只是一個頂層設計的問題。那麼現在的問題就是什麼時候能提到中央政府的議事日程上，把它列為日後改革要推進的內容。
　　住房、醫療、土地改革：逐漸市場化
　　《21世紀》：現在的經濟房，限價房，商品房，廉租房，以及回遷房，仍是價格雙軌制和多軌制，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制度？
　　張軍：我認為這其實不是價格的問題，而是體制的雙軌。
　　之所以沒有並軌，是當時的特殊情況決定的。當初企業市場化之後，企業的收入高於公務員，所以國家設計了這種制度，提高公務員退休以後的待遇。而後來國有企業推向市場以後，公務員的養老、社會保障，包括住房等方面也並沒有作出很大改革。到後來，公務員的住房問題才開始市場化，但是他們的社會保障還是沒什麼大的變化，所以導致政府部門系統跟企業系統現在是按照不同的規則來運行。
　　《21世紀》：住房，醫療，教育等價格居高不下，過去幾毛錢的感冒藥，現在很少了，看病打弔針大部分代替了一般感冒藥，這些目前是有的政府定價，有的市場化。但是居民仍意見很大，感覺有幾座大山，您對此怎麼看，不能完全市場化嗎？
　　張軍：在我看來是供求失衡導致的。而這些領域之所以出現需求大、供給不足的現象，說到底還是跟政府的過度管制有關。例如醫療系統，它實際上是國家管制的，不向社會資本開放，也不向外資開放。所以誰拿到了牌照，誰就有了特權。實際上就是獲得了政府在這方面的排他性的保護。
　　如果價格管制一放開，價格就會漲上去，但是價格也不會永久漲，先漲上去，放開了，有其他競爭者進來，供給會增加，慢慢的價格就會趨於均衡。現在改革過程中往往都會這樣。
　　在醫療上面也一樣，這得有一個市場化的過程。
　　《21世紀》：土地要素沒有完全市場化，包括農田用地沒有上市，商業用地跟工業用地也不太一樣。還有利率這一塊，資金也沒有完全市場化。比如我們國家現在規定，貸款利率比存款利率要高，導致商業銀行壟斷。這一塊也是因為沒有市場化導致房價、資金很高的原因。對此你怎麼看？
　　張軍：土地的問題要公正地看。地方政府承擔了基本建設的開支責任，需要解決財政資金不足的問題，而土地可以幫助緩解地方政府的資金約束。土地這方面，地方政府在徵地以後，會投很多錢搞開發，把地變成熟地。地方政府拿了地以後可能會把50%的面積賣給開發商，是高價出售的，那這個錢可以補償地方政府在工業用地方面的開支。剩下的土地收入部分還可以用來補貼那些不掙錢的公益開支，比如說蓋圖書館，蓋大戲院等。
　　我相信十八屆三中全會後會逐步緩解上述現象，有可能會約束政府徵地的權利。過去一級市場是徵地的，這個價格因為沒有市場定價機制而被政府壓低了。比如，過去政府控制一級市場，現在民間可以繞開一級市場，進入二級市場，農民通過成立公司直接跟開發商談判，去賣地，不經過政府，所以一級市場就直接市場化了。因為政府是通過一級市場低價拿地，政府拿了錢，農民拿到的只是補償款，現在是把這個漏洞補上。
　　交通、農業：推進市場化進程，改體制，促發展
　　《21世紀》：今年以來，煤炭、棉花等資源的國際價格比我們國家要低。我們完全沒有和國際並軌，從全局的角度講，我們還是一個雙軌制或者多軌制，如果說我們從國際上進口糧食，有利於資源節約。但是假如完全從國際上進，國內的收益又比較低，這個怎麼來平衡？
　　張軍：資源類、能源類的行業基本是國資主導的，這些行業市場化進程比較慢，因為它們沒有競爭，生產率低，價格又高於國際水平，能進口的話就應該多利用國際市場，從長遠來看，這樣國內的行業雖然會受到衝擊，但反而是唯一可以推進改革的機會，因為如果不改革衝擊更大。
　　其實，這些行業面臨的問題也是準入的問題，因為行政壟斷，國家保護他們，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，接下來的五年時間，中央政府應該接納這些問題，對這些產業推進市場化進程。
　　我們現在的很多政策、改革或者說發展都忽略了農業的現代化，大家沒有把農業生產率的不斷降低當一回事，從80年代達到頂峰到現在一直在下降，農業是停滯的，一直到去年國務院才出台關於農業現代化的指導意見，但是真正地要加快現代化。農業按照勞動力來算跟製造業旗鼓相當，3成的就業，還是第一產業，但是整個農業提供的附加值，GDP只有10%不到，還有30%的勞動力，整整20個點的錯位，20個點的錯位要靠農業現代化跟城市化。
　　水、電、氣價格改革：放開市場競爭
　　《21世紀》：上海不光是電、還有氣、水，大部分都是一兩家企業，又有發電又有天然氣，似乎資源和能源都屬於政府的？
　　張軍：這個大家有個誤區，像這種城市的公用事業，理論上說，它是自然壟斷行業，就是說我不需要一個家裡面有十個公司給我裝電話線，我只要一個公司就行，我只需要一個管道，我不需要十個公司的管道。政府一旦保護一家公司，它就壟斷了，它的生產成本只會越來越高，因為它沒有壓力，雇用人越來越多，成本負擔越來越多。
　　怎麼解決？在發達國家，就嘗試並實現一種“可競爭的市場”這種理念：實際不發生競爭，但是可以競爭。比如這個城市裡只有一兩家供水的公司做管道，但是政府並不保護它，就是說政府並不設置一個進入的壁壘，別的公司也可以進來跟它競爭。只要你維持比較低的價格，你只能獲得平均利潤，別的公司就不敢進去。只要你一旦提價，別的公司馬上會進來競爭。
　　《21世紀》：管網壟斷怎麼辦？
　　張軍：其實重要的是上面跑的是要可競爭的才行。城市垃圾的處置，你交給一家公司，政府對它進行保護的話，它的效益就很差，但是反過來你把這個垃圾處置的經營權拍賣出去，很多公司都可以來競標，我賣給你三年五年，你做得不好，我就收回這個經營權。
　　而天然氣和水管，哪怕政府來做都沒關係，關鍵的問題是經營的層面。因為管道這個東西，就像鐵路一樣，它是固定成本，你投下去的錢是不變的，但是經營的不好成本就上升，經營得越好，分攤下麵成本越多，老百姓就越實惠，所以固定成本對企業的經營是沒有影響的。
　　這個改革需要政府來推動。政府本身也有動機做這個改革，不然這個成本越來越高，就需要政府不斷地補貼。現在問題是，需要有一個頂層設計的方案往下推，中國在這些領域裡面，普遍面臨這些問題。政府的過度保護，導致這些行業效益低、成本下不來。
　　《21世紀》：水價電價階梯制度改革，如何既能保障老百姓利益，又能保障企業運營、促進競爭？
　　張軍：調整要有個過程，關鍵要看過了這個調整期以後，競爭是否增加，成本是否在下降。
　　中國聽證時老百姓總希望價格要低，但是水電的低價的確會造成浪費。價格能更好地反映它的成本，本身是無可厚非的。對於聽證會就是漲價會的說法，這個一定要理解，老百姓希望降價，一說水價要上調，老百姓會比較敏感。問題上有個承受能力，要完全一步到位比較難，但是要逐步建立這個機制。
　　從學者角度來講，這個機制要讓供應商在價格上更好地反映成本，成本要更好地反映競爭。只有有了競爭，成本才會下來，成本下來了價格的問題才好解決，是正常利潤還是超額利潤。超額利潤意味著價格高一些，老百姓是不答應的。正常利潤的話，老百姓實惠最大，但是正常利潤理論上是這樣說，實際上要高一些，技術上要更新，要有積累。
　　這個過程將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動態調整機制。
（編輯：SN094）